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萝卜花灯里的水晶心

       我小时候只知道一个节日,就是春节。父亲活着时,每逢过年,他都会去集市上买二斤带鱼二斤肉,顺带着买上一纸包的橘子瓣糖,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糖。分到手里的一颗常舍不得一气吃完,总是含一会儿,拿出来,用纸包着揣进兜里,过一会儿再吃。比我大三岁的姐姐大英子则总是把糖放进母亲嘴里,说:“妈,甜的。”母亲的舌尖沾了一下糖,立刻眉开眼笑起来,嚷:“真甜。”那块糖被母亲嚼得极响,我在一边咽口水,父亲在一旁抽旱烟,幸福知足的样子。
父亲家穷,三十岁娶回了弱智女子,先有了女儿大英子,三年后有了儿子,就是我。好歹是个家,父亲很知足。姐姐七岁就会帮助父亲操持家,照顾我,照顾母亲。里里外外小大人一样。
父亲要强,希望妻子每天都吃到橘子瓣糖嘿嘿地笑,女儿能够像别人家的孩子那样过年有身新衣服,儿子有串五百响的鞭。所以,每年冬天他都去采石场砸石头。
我七岁那年冬天,他被人从采石场抬回来直喊心热,他说他想吃点儿凉的东西,最好是那种冻在地窖里的心里美萝卜,姐姐奔出去,父亲紧紧地攥着我的手,最后一句话是:“爸没能耐,不能好好照顾这个家……”
姐姐削好萝卜端到父亲床前时,父亲的心已经凉透了。家里没了顶梁柱,街坊邻居说:老李家的天塌了。
送走父亲那天,母亲不知为什么发了脾气,躺在地上打滚不起来,旁边的人看着直抹眼泪,姐姐用袖子擦了擦眼泪,跑进屋里,搬了凳子从衣柜里面拿出一个小小的纸包,纸包里只有两瓣橘子瓣糖,姐姐把一瓣递给母亲,一瓣递给我。母亲浑身是土,站起来,把糖嚼得很响,眉开眼笑地说:“英儿,真甜。”姐姐把我搂在怀里,眼泪滴到我的头上,她说:“弟,姐一定让你跟妈吃上糖,一定!”
办完父亲的丧事,亲戚们商量着把母亲送到精神病院去,然后我跟叔叔过,姐姐跟一位远房姨去。决定做出来后,姐姐始终抱着那切剩下的半根萝卜一声不吭。所有人的眼睛都看着她。好半天,姐姐还没开口说话,泪先流了下来,“我不干,我们不把我妈送走,也不把我弟送走,那样我们家就散了……我在我爸的坟前发过誓要照顾好我妈我弟的,我说话算话。”
母亲去精神病院需要钱,负担我们姐弟的生活同样需要钱,亲戚们听姐姐这样说,就谁都没有太坚持。
我那时只知道玩儿,跑累了,回家吃口饭或者睡觉,很多事都是后来听老家的人说给我听的。有点儿记忆的是,每天清晨睁开眼睛时,姐姐都在厨房里。厨房里烟雾缭绕,姐姐瘦小的身子裹在父亲肥大的衣服里,刷锅、剁猪食、烧炉子、扇火,一丝不苟,从不叫我帮忙。炕头上的母亲常睡得流口水,说梦话。
除了吃饭时,我几乎看不到姐姐。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吃饭,什么时候睡觉。但我要穿的衣服总会整齐地摆放在枕边,柴火垛永远高高地在门口垒着。姐姐,似乎处处不在,却又无处不在。
那一次,我跟邻居胖墩为了个泥炮打了起来,胖墩妈跑过来骂我;“你这死孩子,就知道没心没肺地玩儿,你都多大了,看你姐,一天累死累活的……”
那天,我破天荒地在天黑前回了家。远远地看到姐姐背着一捆柳树条往家走,柳树条很长很多,几乎把姐姐全部遮住,只能看到她肥大的灰色衣服。我心一酸,忙跑过去抢,“姐,我背!”姐抬头看了我一眼,笑了,“弟,帮姐往上提提。”
那些年过年时,家里再没有买过肉、吃过橘子瓣糖。但是姐姐总会在年三十的晚上端出一个萝卜花灯来。一棵大红的心里美萝卜,下半部被掏空,挖成碗状,再把萝卜吊起来,灌上水,日子长了,便从萝卜顶上冒出花茎来。花茎就从萝卜的四周长上来,乳黄色娇嫩的花茎把萝卜围起来,开放出无数朵细小的金黄色小花,像一只小小的灯笼,散发出淡淡的清香。因为这个小小的萝卜花灯,简陋的家里便洋溢着新年的气氛了。就连不太懂事的母亲也围着萝卜花灯一叠声地叫:“英儿,英儿,好看!”说着伸手去掰。我连忙拉住母亲,说:“还得给胖墩妈看呢!”母亲一听这话连忙把手缩回去,看着姐姐嘿嘿笑。母亲什么东西都想给胖墩妈看,有显摆的意思。胖墩家过年有肉吃,有糖吃,有新衣服穿,可是,他家没有巧手的女儿,没有萝卜花灯。
看到妈妈笑,姐姐苍白的脸便有了几分红润,她再拿只萝卜切成细细的丝,一半切馅包饺子,一半拌上白糖做凉菜。
以后,年年春节前,我便跟在姐姐后面,看她做萝卜花灯。看着那小花一点点开,贫穷的生活仿佛就有了一点儿盼头。
十二岁,姐姐就不再上学了,跟一个会做衣服的亲戚学裁剪。姐姐不知道从哪淘换来的旧报纸,在上面用烧过的炭灰画,然后用剪子剪。有时,剪好的样子转眼就被母亲撕掉了,姐姐也不急,再画,再剪。
父亲的大衣服终于变成了我身上合体的衣服,我穿上很像样。姐姐总是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地看个没完,然后抹了抹眼睛说:“弟,姐一定让你穿得像模像样的,只要你好好学习。”
我知道姐没上够学,她一直都是班里的第一名,可没办法。街坊邻居说:“英子哪都好,就是命不好。”
姐姐可以收活了。开始是帮邻居缝个裤脚边,锁个扣眼,再后来便可以下剪子做新衣服了。姐姐心灵手巧的优势很快显出来。一样的雪花呢布,就是镇上最好的成衣铺也只能规规矩矩地做方领的上衣,姐姐却能做成圆领镶小花边的。有一次,姐姐裁好的布转眼就不见了,原来是母亲拿它填了灶坑。那是我唯一一次看见姐姐发火,“妈,你到底是想咋的,这么贵的料子,我拿啥赔人家啊?”
隔一天,姐姐去了镇上,回来时脸白得跟张纸一样,手里却拿着块跟母亲烧掉的一样的料子。我问姐哪来的钱,姐说:“碰到叔了,叔给的。”我便信了,转过头继续去做自己的数学题。
晚上,姐突然发起高烧来。我吓坏了,出去叫了胖墩妈、胖墩爸,他们把姐姐送到医院时,那医生一眼就认出姐来,他说:“这姑娘不是白天才卖了血吗?”
靠着姐的一双手,母亲过年又吃上了橘子瓣糖,我有了新衣服穿。只是十八岁的姐姐那一双手粗糙得不能看,上面满是裂缝,像张老旧的渔网。有时,她拉着我的手说:“瞧我弟这手,天生就不是干活的命。”说着说着,眼里就汪了泪。那时,我上了大学。在学校里,没人知道我家里的情况。偶尔同学说起家里的事,我都很自觉地回避。年轻时的虚荣心像荒野上的草,很容易就长得很高。
那年的寒假,我写信给姐说要做课题不能回家。其实,我只是不想跟女朋友分开。过年的前一天晚上,寝室里的电话响,学校门卫说有个老太太找我。我很纳闷儿,跑到门卫,昏黄的灯光下,我看到穿得鼓鼓囊囊的姐姐,手里宝贝似的拎了个三角兜。我说:“姐,这老远,你咋来了?”门卫吃惊地瞅了一眼又一眼,问:“你姐啊?”
我把姐领回了寝室,倒了一杯水给她。她的双手捧着那杯热水,不时地把杯子往脸上贴,她冻坏了。她说:“胖墩爸那破车敞篷的,冻得人直想往沟里钻……”突然,她想起什么似的,打开三角兜,里面先是纸盒,后是棉絮,再里面是萝卜花灯。花七零八落,萝卜也冻得透亮。姐有些手足无措,“寻思着你在学校里过年,也没啥意思,弄了这个增加点儿气氛……”
我的泪一点点涌上来。我说:“姐,明天我带你去逛逛街。”姐扑打扑打身上的衣服,说:“哪能逛呢,这年终岁尾,成衣铺的活都成堆了。要不是赶着胖墩爸进城买洗衣机顺路,我哪能出得来呢?”
那天晚上,姐睡在我的寝室里,我们谈起父亲,谈起父亲在世时我们那个简陋却很温馨的家。每年过年都吃橘子瓣糖,我的泪怎么也忍不住了。我说:“姐,明天,我跟你一起回家。”
我大学毕业在城里安了家,母亲在姐姐的精心照顾下安详地走完了人生路。32岁那年,姐姐嫁给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。只是,她再不做衣服了。从小就拿剪子,受累,她的关节风湿痛很严重,一到阴天下雨,浑身就疼得不能动。
如今,橘子瓣糖、萝卜馅饺子、凉菜,已经淡出了我们的生活,唯有萝卜花灯,始终在我们的记忆里闪亮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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